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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黄埔生无一人投敌?不少人被俘后投降出任伪职

更新时间:2019-05-15 14:15点击数:文字大小:

刘夷投效伪国民政府后,很快就受到汪精卫和陈公博的重视。在当时的伪军中,黄埔生屈指可数,更别说是将级黄埔生了。汪精卫为了培植自己的“黄埔”系,在召见刘夷时任命他为伪中央军校的学员总队总队长。不到一个月,又转任刘夷为伪国民政府警卫旅少将旅长,担负伪首都的卫戍任务。

同刘夷类似的失意军人还有黄子琪、李寄梅、张海帆、蒋先启、李炳南、熊子浩、汪步青、邹平凡等人,他们或因战事失利产生悲观情绪、或因人事改任感到前途黯淡,都为谋求新的出路而加入伪军。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是民国时期著名将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的仕途颇为坎坷,他既是天子门生,又反过蒋介石,“自新”后加入军统,奉命以“失意军人”的身份打入伪军内部从事情报工作。

唐生明的“投敌”,同样受到汪伪政权、尤其是特务头子李士群的重视。作为继刘启雄和刘夷之后第三名“反正”的黄埔将军,唐生明被破天荒地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此后又陆续担任过江苏省保安副司令、保安处处长。他通过军统上海区向重庆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在情报战线上贡献殊多。

伪警卫军的骨干

伪国民政府成立后,领土涉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福建、江西、广东十余省,归其指挥的军队也达到了百万人之多,但实际真正听命于南京中央的少之又少。因此,汪精卫决定效仿蒋介石,建立起一支真正的、能够听命于己的军事武装力量。

为了能像黄埔军校一样培养出真正的优秀骨干,汪精卫立意在伪军中效力的黄埔生成立军校,任命刘启雄为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兼教育长,刘夷为学员总队总队长,鲍文霈(十期)为入伍生团少将团长,熊子浩为入伍生团第1营上校营长。此外还有张海帆被任命为陆军督练处处长兼军士教导团团长,负责华东地区伪军的军事教育工作。

有了军校,下一步就是军队。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曾经组建了一个警卫旅(1940年5月25日正式编成)。由于效力在伪军的黄埔生十分稀缺,警卫旅的骨干只能靠保定军校生或留学日本的陆军士官生来担任。汪精卫决定从改编警卫旅着手,他从军校特地抽调刘夷接任警卫旅旅长。刘夷随即派人调查日军哪些战俘营里有被俘的黄埔生,随后亲自前往劝说。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挑选出一批愿意入伙的下级军官。刘夷随即以这些新加入的黄埔生作为基础,大力整军,力图打造出一支精兵。在多方的帮助和配合下,警卫旅建设日趋完备,刘夷不仅注重步兵建设,还想方设法搞到一批被日军缴获的坦克和装甲车,拼凑成立了一个战车连(警卫旅扩师后,战车连扩编为战车营)。

1941年5月9日,警卫旅正式扩编为警卫师。此时警卫师人员齐整,全副日式装备,堪称伪军中的精锐。按常理,对建设警卫部队建有殊勋的原警卫旅长刘夷应升为师长。但刘夷却因为部队的人事问题与军政部部长鲍文越发生了冲突,其结果是刘被调任参赞武官的虚职,就此退出舞台。

1942年9月,警卫师改称警卫第2师,汪精卫以自己的中央军校毕业生为基础组建了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师长分别由刘启雄和陈孝强担任,刘、陈都为黄埔老将,师下各级军官又都是汪氏“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这标志着伪军中的“新黄埔”就此诞生。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黄埔生有警1师副师长熊子浩、参谋处长李炳南(六期)、第3团中校团附附宋元明(六期)、警3师第7团团长张伯义(九期)、第8团团长王仁纲(十期)等,营及以下军官则多由“新黄埔”担任。由此可见,整个警卫系统的军官基本就是“黄埔生”的天下。

正因三个警卫师的官兵素质、武器装备是伪军中的佼佼者,使得这些部队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各方争夺利用的目标。警1师和警2师在战后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74军收编消化,警卫第3师则参加了新四军。

投敌将领的归宿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军的黄埔生同样为自己的命运而惶惶不安。他们之中拥有实权者大都已经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被任命了新的军职。如陈孝强,被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任命为东莞先遣军司令,该部后又改编为第2方面军暂编第1支队,于1945年12月改编为军政部监护团,陈被调任军政部部附。邹平凡被任命为自新军新编第21军军长,所部由第18军接收改编后,邹被调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其余如刘启雄、刘明夏、刘夷、汪步青、金亦吾、张海帆等人,虽然没有获得新的军职,但也因完成了将部队交由国民政府军队收编的任务而被分别安排闲职或返乡当了寓公。

在这些人中,有的因为经常出现在伪政权的报道中,而不断遭到举报,澳门威尼斯人官网,国民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逮捕审判。但在审判过程中,却出现了戏剧化的转变。比如刘启雄和刘夷由刘峙出面证明是“奉命投敌”,刘明夏和陈孝强则是由胡宗南出面证明是“奉命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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