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旷野的“新留学青年”

更新时间:2019-06-12 07:21点击数:文字大小:

廖元辛觉得自己早晚要出国。他和许多同辈相似,年幼时便被大洋彼岸的未知生活深深吸引,加上父母言语间的引导,觉得自己肯定得出去看看。
然而大洋彼岸的风景并非单纯美好,孤独又平淡的生活却日复一日消磨他的斗志。跨文化沟通的障碍、原子化带来的孤独、与父母的代沟、以及理想和现实中的裂谷成为围困他的屏障,给他在美国这只“沙拉碗”中的生活投下数层阴影。他踌躇满志地来到美国,却在毕业时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实习。
父母无法理解他作为青年留学生的迷茫,他只好选择向同辈求解。他带着困惑,走过十九个州,倾听百余位留学生和自己轮廓相似的故事。
2018年12月,《新留学青年》上架销售,这本以非虚构写法记录当代留学生海外生活的书在豆瓣获得了9.4分,被大批中国留学生及家长看作“精确反映新留学青年”的范本。廖元辛为当代中国留学生留下了真实的记录,也在行走的过程中解答了自己。
记者|唐远 赵赫 梁立言
编辑|王雅淇

廖元辛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这种状态回到故土。
从首都机场驶出的汽车里,廖元辛和阔别已久的父母坐在一起,车窗两旁的风景持续闪过,他却没有什么激动的情绪。过了一会儿,澳门威尼斯人官网,汽车停在烤鸭店,母亲提出在这里为他接风洗尘。饭吃到一半,母亲有事出去了,气氛随即冷下来,父子二人陷入沉默。“你打算找个什么工作?”父亲忍不住问。这个毕业生普遍需要回答的问题又一次将他的心脏往下拖。
2015年5月,廖元辛结束了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硕士学习。毕业的那一刻起,他在大洋对岸的合法居留进入倒计时。他尝试通过找到一份工作延长自己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但却没有找到任何适合自己的带薪实习。一瞬间,各种各样的问题涌上大脑。我是谁?我为什么来美国?我该去哪里?疑问交织成一张网,留在国外的障碍和与国内现实的脱节形成两道密不透风的高墙。
廖元辛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没有工作的“裸回”事实成为他头顶的巨大乌云。然而,这种“压力山大”又无法被长辈理解,每次他向父亲透露自己的焦虑,两个人便面面相觑,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父亲催促他出去打个篮球,提提精神。
“这不解决问题,对吧?如果我是刚丢了一百块钱,那打打篮球或许心情就会好了。但现在根本没办法解决,我是方向迷茫问题。”

廖元辛
青年漫谈
和父母交流的碰壁迫使廖元辛寻找新的沟通渠道,他想把自己的疑问通过写作悉数表达出来。在此之前,他曾进行过类似的尝试——硕士毕业之前,他和自己的本科室友老蒋坐下来聊了两个小时。那时候,他身边的留学生周末去爬山、烧烤,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在迷茫的泥沼中独自下沉,直到他发现自己的老友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室友老蒋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元培学院经济方向毕业,廖元辛本以为他是最适合读PhD的人,却发现这位正在美国攻读博士的“学霸”在从知识消费者转向生产者的过程中触礁了。彼时一家留学机构发出留学生活记录的征稿,廖元辛便以老蒋为原型,落笔写下了《当我们谈论PhD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文章受到了机构和友人们的赞赏,这让廖元辛突然发现并非只有老蒋和自己遇到过类似的迷茫,真实记录留学生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体。 
于是,这场由于惊觉生活脱离掌控开始的写作,开始不断向描绘留学生群体共通的现实进行转变。他决定写成一本记录当代留学生现实的书。
起初,对于采访的问题和采访对象的选择,廖元辛自己也处于茫然状态。他读了很多老一辈留学生写的书,发现1985年到2000年间出国的老一代留学生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和发展经历:他们大多是出国读研读博,没有丰厚的家底,抵达国外后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去学校报到,而尽快寻找一家中餐馆打工补贴家用。他隐约觉得自己这一代留学生也有共同点,但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出国的年龄也不同,早已没了“走异路,逃异地”的明确价值指向,一时难以从这五六十万人中找出共性。
前三个月里,他找了二十位采访对象,在没有任何预设的情况下进行漫谈。他渐渐发现,尽管这一代留学生彼此的成长环境与留学初衷大相径庭,但其中并不乏重复的声音:在美国的第一年非常不好过、和外国同学的交往成问题、从城市来到美国乡间的大学城需要适应……主题渐渐浮现出来。廖元辛把这些主题逐一列出,挑选有代表性的故事合并在一个主题下,开始就选题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收束在一起,试图记录下绝对真实的声音。

《新留学青年》受访人地图
廖元辛对梁鸿《出梁庄记》中所展示的农民工真实生活印象深刻。书中的农民工受访人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各有鲜活的故事和生活。他意识到,记录留学生群体也是一样,不能把它标签化,要把他们当成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体会这些人的喜怒哀乐。
廖元辛开始学习非虚构写作,读国内媒体的特稿,也看国外作家的作品,借鉴其中的写法。采访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以至于他一度觉得“只有行走在路上,才感到自己活着”。在受访人家里,他运用人类学调查的方法,和他们同吃同住,甚至精细到看他们怎么刷牙,通过观察家里的花摆在什么地方来判断采访对象的性格。好友描述他“像一台永不停歇的高速摄像机,事无巨细地记录着镜头前的一举一动”。
但事实上,通过写作进行表达并没有立刻卸下他身上的担子,反而成为他生活压力的另一大来源。为了专注写作,他辞去了回国找到的记者工作,这让信奉“稳定压倒一切”的父亲有所不满。虽然两人之间没有发生争吵或是冲突,但是通话里父亲越来越频繁地提起“谁谁家的孩子在某公司找了份工作”的话题,还是让他感到如坐针毡。面对压力,廖元辛没有解释,甚至他自己当时也无法预知这本书的意义和潜力。身边的人纷纷就业,没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写过这样的书。
前三个月是不停的试错。首次尝试非虚构写作的结果经常是“一篇写得好,下一篇就写得很烂”,如果大家评价没有上一篇写得好,廖元辛的信念就会剧烈动摇。而在写过一篇名为《虚幻与真实》的文章过后,他再也没有过类似的怀疑。
《虚幻与真实》的采访对象凡姐和他同为北大毕业生,同样体会过出国留学后产生的落差和触底。凡姐住在他楼下,廖元辛和她相识多年,他清楚看到,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的标签在国外不再耀眼,而是成为期望和压力的来源。彼此经历的相似在写作中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整个写作过程中他流了大把的泪水。
完稿之后,他把《虚幻与真实》发给父亲,希望父亲能明白他的焦虑。“如果他能理解20%,我就能继续写下去,他回复说理解了70%。虽然回国之后发现他只理解了5%,但那个时候还是很激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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